周建新：在投资市场和生活中都追求一种遨游的感觉
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公司员工所剩无几，而他坚持做功课研究，因此，最后他的牛市比别人提前三年到来。重庆永川走出去的周建新，在广州投资咨询界被行内的人称为“牛人”，而他的名字在央视、三大证券报、全景网等专业财经媒体的专栏都可以找到。而这个“牛人”对于自己的财富之路没有用财富数据，而是用格言式的语言进行了解读：不断付出，敢挑战自己人性的弱点，那么这个市场无论涨跌都是理性而具有规律的。
积累
不甘论资排辈涉足股市
1989年，23岁的周建新从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广州机电局下属效益最好的一家汽车蓄电池厂从事企业管理和软件编辑，每月工资为260元，而周建新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主任，当时的月工资仅120元。“改革开放之初，就算是在沿海，国营企业依然是论资排辈，大学生的工资、待遇和初中毕业的老工人一样多。”看着一些老工人的样子，周建新甚至都能想象出自己10年、20年后的样子，想到这些，周建新便坐不住了。
“一些同学在深圳带回了炒股的信息，这让我发现金融投资是一个更适合我的领域。”周建新说，数学专业毕业的他，对数字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更重要的是，股市不会“论资排辈”，只要有能力谁都能赚钱，这是在一般行业所不能实现的。
排队买股比厂长挣得多
1992年周建新开始利用上班空闲炒股。“当时广州只有两家证券营业部，只能打电话了解当日行情，买卖股票都要排队、填表。”周建新回忆说，有一次他准备以2.4元的市价卖出手中的宝安转债，但等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该转债的价格已经变成了1.8元。周建新曾花4000元到深圳买回来一套炒股软件，这是他一年的工资收入，但这样奢侈的工具，居然也只能靠手动录入每天的股票信息。“要想赚钱，你就必须掌握一般人都没有的策略和思路。”除了买回昂贵的软件，周建新还看了所有能找到的炒股书籍。周建新说，这些书让他了解到了成熟的国外市场和成熟的技术体系，因此当许多人仅凭道听途说炒股的时候，他已开始进行技术研究。
周建新的第一桶金主要来自深益力、深天地、粤富华三只股票。这三只股票都是周建新坐火车去深圳排队抽签中的，当时抽10张签至少可以中1张，而周建新就来来回回在深圳的营业部排了五趟，每排一回都有上千人。利用最初借来的几千块，周建新在一年的时间内反复滚打赚了三万。“厂长一年都拿不到一万，这样强烈的对比无法不让人动心。”周建新说，至此，他的人生目标也随之发生改变。
转战期市完成心理训练
1993年春节后，深圳所有的股票都在30块以上。周建新说，作为一个散户，他感到没有能力参加这波行情——每次交易都要通过填单和排队才能完成，这大大增加了交易的风险。1993年春节后的第一天，周建新便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股票。卖掉股票时，周建新已经辞职离开了汽车蓄电池厂。此时，股市在半年内上演了滑铁卢——交易额下滑到最低时的不足两亿，炒股成为了不务正业和败家的代名词。“辞了职我就没有了退路了，而与股市相接近的期货市场便成了首选。”周建新回忆说，最终选择了广州一家期货公司，由于其勤奋且肯钻研，在很短时间内便赢得了破格提拔，任该公司美国期货部的业务经理。由于业绩突出，周建新被推荐参加了1993年广东卫视主办的广东期货电视大奖赛，最终冲进了总决赛并以满分获得了亚军。这一次获奖也大大提高了周建新的自信心。而这个时候，由于期货市场的变化，他决定离开这个要么天堂要么地狱的市场。周建新总结说这段期货经历其实对他是最好心理的训练。
转折
百万买下合法空壳公司 9个月未开张
1996年至1997年，股指重新回到1510点。感觉到新机会的周建新，于1998年参与了一家新的投资咨询成立。“没有股份，无论做多久多成功我也只是一个打工者。”2002年，周建新辞去副总职务，与人合伙花了100多万收购了一家名叫博信的咨询公司。“这只有一个‘空壳’，除了拥有咨询业务的牌照外，什么都没有。”周建新说，“当时的想法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合法的资格。不合法，你就只能是边缘人，一切成功都可能是暂时的。”为了取得这个合法的资格，他几乎花掉了所有的积蓄。
他成为博信的老板时，证券市场一轮长达5年的大熊市也开始了。从2002年3月到该年年底，博信没有接到一笔业务。租金、员工工资、运作开销……只要不宣布破产，每月5万左右的花销就得继续。“市场暴跌就代表着每天都会有人被淘汰出局，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暴跌的过程中保护好自己，而且还要做好准备，以便及时捕捉机会，等待翻身之日。”周建新说，克服恐慌的过程就是挑战人性的过程，但这说起来容易做则难，因此他人生中仅有过的几次失眠都发生在那段时间。“我不是一个容易失眠的人，如果睡不着觉，我就继续做研究或者上网，把自己消耗疲劳。”
“进入投资领域后，我几乎没有坐过公交车：此前都有专车接送或者打的上下班。”在公司最为困难的时候，周建新开始坐公交车上下班。一天，刚刚下车的周建新，就被一个曾经听过他讲课的人认了出来，而且很远就叫他“周老师”。“因为这件事，我只坐了一个星期的公交车。”周建新说，从此之后，哪怕就是借钱他也要打的上下班。他说自己不是好面子，是不允许自己暗示自己失败，那样就无法坚持。而坚持的这个过程中，到2003年，他公司的员工只剩下几个人了。不过，周建新知道，坚持是唯一的出路。而方法就是继续在市场的底部做“作业”，让更精确的成果被客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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