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人的主要观点隐去，而提取其中的只言片语重新排列组合后列出，这是断章取义的歪曲和移花接木的篡改；
将一次严肃而沉痛的体制反思，用近乎嘲讽与轻蔑的语句来解读，这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与刻意为之的插科打诨；
将一篇本可以挖掘得很深的国企体制改革的新闻题材，修改得只剩下轻描淡写的人物小转与避重就轻的调侃戏言，这是逢场作戏的庸俗肤浅与一地鸡毛的理性告缺。
这是笔者在读到《南方周末》一篇经编辑修改刊登的稿件“华夏证券三人转”与采访记者原稿，一篇文章的两个版本后的感受。
受惠于香港经济表现强劲，“打工皇帝”年薪也“水涨船高”……
半途夭折的“券商之殇”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在其博客上，贴出了2005年华夏证券重组时所采写的一篇报道。在说明中他解释到：文章发表时被编辑作了较大改动，现将原稿刊出。受好奇心驱使，笔者找出了那篇刊登后的稿件，两篇稿件对比读来，不由得感叹：《南方周末》编辑的思想与水平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2005年，作为中国一家重量级券商的华夏证券因巨额亏损被中信集团收购，从为中国114家券商提供警示的角度，《南方周末》记者黄河采访了华夏证券两任董事长周济谱、邵淳，并同时采访了当时华夏证券“四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林义相和多名资深专家，访谈之后写出了《解剖华夏——“券商之殇”背后的体制阴影》这篇报道。文中对当时正在开展的一场拯救券商计划表示了忧虑：在绝对强势的注资拯救模式下，却依然没有对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问题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大张旗鼓的报亏和轰轰烈烈的‘拯救’，另一方面却是无需负责的体制逍遥与无从问责的机制尴尬”，在这种“拯救与逍遥”之间体现出国企现实体制的两难之境。
记者在对华夏进行解剖探寻体制之患时，周济谱坦言：“审计的结果出来后，很多媒体都把批评目标对准了赵大建。但我认为更加值得反思的却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赵大建也做了许多对华夏有益的工作，他自己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华夏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然而，编辑全然不顾周济谱讲的体制问题的重要观点，大笔一挥将其删去！而用“三人转”的调侃戏言代替了严肃的体制话题。
邵淳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也不无痛心地说：当时他坚持整个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他的离任却成为华夏管理体制崩溃的起点。“为什么要把公司本来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进行之中的改革计划全部打碎？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端端的董事会、监事会法人治理结构搞瘫痪？用一个“四人领导小组”所取代而凌驾于董事会之上？”或许，这正是中国式企业改革与体制建设的悲哀。
“四人领导小组”对华夏管理的混乱，甚至连身为成员之一的林义相也无法忍受，他对自营的情况都不得而知，甚至连公司正常的交易情况都无法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林义相拂袖而去。华夏证券的问题远非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那么简单，“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一部活生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案”，他说道。
记者在对华夏证券的遭遇深入分析之后，提出了问题的症结——高管任命机制的“潜规则之患”。“在券商的企业治理结构中，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两层皮’的高管任命机制。”因为从行政管理或监管到具体经营者，其中的角色转换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既然高管不用董事会选聘，而是上级“拉郎配”式的人事组合，那么，这些高管在其履职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企业的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文中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过去是用一个行政的办法，一切都官本位化，现在又加上市场力量，但这两种力量搅在一块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关键就在于缺乏制度性的激励和约束。”说到底，是决策者对《公司法》的视而不见。
可以说，记者的这篇文章将发生在华夏证券身上的真实情况作了客观的报道，对造成这一局面的体制原因进行了中肯而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华夏证券沉浮过程中没有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体制因素，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和反思。但就是这样一篇反思体制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匪夷所思地夭折于编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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